该教材的那个庞大的编写群体已经高挂“不争论”的“免战牌”。与其说他们不屑争论、不敢争论，毋宁说在他们的防线中，早就有了“根本就没有必要争论”的无敌底牌！

上海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问题，远没有“盖茨取代毛泽东”那么简单，实质上，它是一个目标明确的“精英”群体国家历史观（或国家制度观）向现实社会的试探性宣战；而且也远没有“傲慢与偏见”那么单纯，实质上，它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教育领域的基因性孕育。因此，这决不是一项纯粹的历史教育工程，而是更像一种国家历史观的颠覆工程。源于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如此“鸿篇巨制”，决不是一群“秀才”所能独力承当的，其身后的背景恐怕更加高深莫测。

我们看到的是，该教材的那个庞大的编写群体已经高挂“不争论”的“免战牌”。与其说他们不屑争论、不敢争论，毋宁说在他们的防线中，早就有了“根本就没有必要争论”的无敌底牌！从对该教材持反对意见的一方而言，目前就事论事地去争辩上海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是非曲直、正误得失，似乎已经不可能收获任何预期的效果。这是因为，这一事件的实质从来就不是潜隐于事件自身，而是植根于事件之外！

只需做一次阶层式“俯瞰”，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中国的处境了。

在政界，一种规模空前的腐败在中国以愈演愈烈的态势蔓延着，此起彼伏的官场“地震”，用自己的左拳去打自己的右眼的反腐败模式，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利益格局内的政治体制改革，都成为中国现代吏治的死结。李毅中曾经发誓要“黑心矿主”“倾家荡产”，他没有践诺，也不可能践诺。即使是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显赫高位的陈良宇落马，我们也不可过早地为反腐败事业的柳暗花明而弹冠相庆。

在经济学界，“主流经济学家”经济效益至上的理论，令几何级膨胀的资本运动丧失了起码的秩序，不仅近乎残忍地封堵了民众利益的通道，而且在有意无意间为官场腐败也为自身腐败预设了出口。是的，我们强大了，然而我们的子孙拿什么去永续我们的强大？！多大的gdp能够阻止一种咎由自取的因果报应？！